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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疫情经济影响需要关注的维度和政策建议

2020年开年,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了全国各方力量。面对疫情,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在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

根据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各部委和地方纷纷出台各项政策稳定经济。从信贷投放、金融市场、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缴纳、对外贸易、支持中小企业等领域全面发力,保障完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任务。为进一步用好用足政策空间,要更加集中关注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几个重要传导机制,直面可能的问题,精准发力。

决定一国经济总量的核心因素是市场循环的连续性和速度。国民经济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动态的收入流。人们的每一次购买都将我们的一部分收入转手给他人,而我们的收入也来自于他人的购买行为。正是由于货币的持续传递,才使得经济充满了活力。经济循环的速度越快,产生的收入流也就越大。疫情影响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传导机制一方面是由于各种经济活动中断,打破经济循环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降低经济循环速度。

重庆市云阳县加强蔬菜市场监测,力求确保蔬菜价格合理、稳定。2月5日,消费者在云阳县双江街道一家超市内选购蔬菜。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新冠肺炎导致餐饮、购物、文旅、影视等领域的消费大幅度下降,会使得相关循环中断,企业收入降低。目前,消费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循环的主要模式。2003年至201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35.4%提升到了57.8%。在消费循环模式成为主导之后,疫情消费影响所产生的总体经济影响就将大于SARS时期。SARS时期我国主导模式是出口-投资循环。2003年二季度,我国出口月增速维持在30%。出口企业获得收入,带动第二产业的投资累计同比维持在50%的高速。投资扩大产能后进一步推动出口,形成良性循环。由于没有影响经济的主要循环模式,这就使得SARS对经济影响不大。而当前国内消费已经成为主要的循环模式,需要特别重视此次疫情对消费的影响。

全年看,疫情对消费产生多大影响,取决于二三四季度消费对春节消费的替代能力。由于春节消费具有很大的合家欢和朋友团聚等特性,这是比较难以替代的。这与SARS时期主要影响第二季度的日常消费不同,人们在推迟耐用消费品购买后在三四季度进行弥补,导致对消费影响不大。春节消费是比较难以弥补的。这里面尤其是电影和白酒产业受到影响较大。今年春节档和情人节档票房紧密相连,有很多电影内容就是针对这个档期特设的,在撤档后,很难再次获得高票房。春节期间更是白酒全年消费的一个高峰。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要求着力稳定居民消费,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具有重大意义,是今年经济工作重要着力点。

第二,在国内消费循环中,尤其需要关注疫情对汽车产销的较大压力。汽车已经成为国内消费循环的核心支柱,汽车销售占到社会零售品总额的10%。2019年消费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汽车消费累计同比下滑8.2%,导致包含汽车消费的社会零售品总额全年增速下降至8%,而不包含汽车消费的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全年为9%。湖北省以武汉市为代表,近年来已经形成在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汽车生产基地。东风、本田、日产、标致雪铁龙等整车厂商和博世、法雷奥、伟巴斯特等零配件厂商都在武汉建有生产基地。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今年汽车产销构成了较大压力。

第三,疫情放大企业、居民高杠杆和房地产高周转模式的资金流风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债务-投资成了一段时期主要经济循环模式,企业积累了很高的杠杆率。到2019年,企业杠杆率171.4%,虽然比2016年高峰有所缓和,但是依然处于高位。高债务导致企业现金流压力加大,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后违约债券超过170支。疫情导致企业一季度收入降低,对高杠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进一步加大,可能会导致企业生产中断。尤其需要关注的高杠杆企业,是房地产。在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房企大多采用了高周转模式,从规模扩张走向提高现金流效率。此次疫情导致了房地产工期意外延长、销售渠道不畅,极大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周转速度。这对于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企业高杠杆率外,2019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增速超过12%,维持了2016年以来的高增速,这在疫情期间,也对居民的现金流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第四,产业链复杂度上升对恢复生产提出了很大挑战。在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实现了快速升级,生产能力大幅度上升,国内产业链延长。我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666个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看到这些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一台极为复杂的机器停滞后再启动难度也就加大了,各部件之间协调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由于企业恢复生产时间不同,整个产业链运行不畅,导致复工时间延长。尤其是,目前广东和浙江疫情相对也较为严重,而这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地区,不能尽快复工会导致全国生产受到影响。

第五,重视疫情对农民工就业模式的冲击。为了稳就业,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要求疫情停工期间工人照常发放工资,但这项政策只能惠及在职工人。我国部分农民工的就业模式是在春节前结清工资辞工、春节后重新寻找工作,因此在春节期间,很多农民工事实上是失业状态。停工停运将打乱农民工找工作的节奏。一旦他们的生活周转不开,就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会通过减少消费等干扰整个经济循环。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经济循环中断风险以外,疫情影响经济的另一渠道是降低经济循环速度。测量经济循环速度最为宏观的一个指标是货币流通速度,即为了生产一定的国内生产总值,货币需要转手几次。例如,一个国家一年产值5000亿,但是只有1000亿的货币量,这就需要货币流通5次完成这个国家的生产过程。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变慢,这些货币能够支持的国内产值就变少了。最近几年,由于我国处于“三期叠加”,除了2017、2018年以外,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2019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了0.91%。在微观层面上,反映经济循环速度的指标也呈现放缓态势。工业企业产成品周转天数从2017年14天左右,上升到2019年17天左右。工业企业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从2017年39天上升为2019年的53.1天。经济循环速度放缓直接对应了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流和物流放缓,会进一步导致今年经济循环速度下降。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可能带来的循环局部中断和速度放缓两大渠道,可以进一步考虑以下政策。

此次疫情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战争,是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了干扰。未来关键在于恢复市场循环,政府不急于过度发力。综合前述两大渠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如果疫情能在一季度得到有效控制,今年能够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做好防控,力争将疫情控制在一季度的大前提下,政府不必先急于过度反应、过度发力。首先,政府项目一般持续时间长,例如基建项目持续两到三年,会导致在疫情结束后很长一段时期过于发力,在未来挤占市场空间,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其次,政府项目一般资金周转速度较慢,让政府启动经济循环会导致经济流转速度变慢,降低整个社会的资金效率。因此,在此次疫情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政府更应该扮演辅助的角色,为企业排忧解难,而不是主导经济循环。当前首先是保持定力,观察疫情在一季度的控制情况,预留政策空间,但是先不宜盲目大规模扩大赤字,以更大规模的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如果一季度后疫情还有反复,再加大基建等稳定投资。

第二,加大防护用品生产,保障复工期间防疫。有条件地区需要尽快复工。在复工后,工人聚集带来防护用品需求上升。为保障复工顺利,一段时间内坚持防护用品生产优先导向,满足复工带来的防护用品需求上升。

第三,稳定企业资金链。除了信贷、金融市场发债等政策外,对社保缴费等还需要有更大力度。当前各省市的政策普遍为将1至2月份的社会保险延缓至3月底缴纳。但考虑到此次经济恢复循环时间会比较长,3月底企业可能并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可用于缴纳社保。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恢复生产,有条件地区可以考虑取消1至2月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财政资金较为困难的地区下,也可以考虑延缓1-2月份的社会保险缴费至6月底,给企业更多时间。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部分春节前合约会产生违约,产生违约金压力。目前,部分企业之间的合同对不可抗力的说明中包含了疫情等情况,但还有很多合同的不可抗力定义较为模糊,可能会引发违约纠纷。各地政府在帮扶企业的文件中要将此次疫情明确定义为不可抗力,以便企业可据此界定违约问题。

第四,以尽快恢复运输效率为核心,修复产业链。除了人员复工以外,运输是整个产业链恢复循环的最中心环节。当前产业链复杂度上升必然带来各种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运输需求增加。在防疫期间,运输效率大幅度下降,对产业链影响大,需要着力加快恢复。尤其需要关注化工原材料运输,危化品等长期在路上停滞会带来更高的风险。

第五,着力加大消费扶持力度,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由于春节消费的特殊性,消费后期弥补较为困难,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例如酌情增加国产电影进入市场数量。不要太过依靠线上消费对总消费的支撑。目前一种观点是此次疫情将会进一步推动线上消费,对电商是利好。这种观点有夸大的嫌疑。线上消费的快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主要原因是以拼多多异军崛起为标志,电商渗透已经基本饱和,简单的流量增长红利已经基本消失,获客成本快速上升。正如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着力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降低餐饮等在总消费中比重,以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大力发展文创等设计类产品。

第六,对汽车消费适当加大补贴。当前还很难有消费增长点能够取代汽车消费的地位,稳定消费需要确保汽车消费稳定。好的消息是疫情过后出于安全考虑,部分人群会加大汽车购买倾向。但是,由于汽车产业链受到影响,今年汽车消费短期内会有较大压力。在供需两侧都需要对汽车产业定向加以扶持,快速恢复产业链,维持汽车消费补贴力度不减,进一步考虑暂时增加购置税减免等政策。

第七,加大改革,尤其是农民工落户等领域改革。加大改革,提高经济韧性和抗风险能力。通过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手段,降低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固定成本支出,促进农民工落户,将农民工真正变为稳定工人。一方面提高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逐步降低大规模人口季节性流动带来的公共问题。(作者于泽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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