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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李凯:柏杨是当代作家说史,司马光是古

2020年3月7日是作家柏杨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套36卷本的白话版《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为纪念。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2008年4月29日逝世,这位身居中国台湾的作家笔耕半个世纪,为读者留下了作品计百余部,可谓成就非凡。

实究起来,3月7日并非是柏杨的真实生辰。1968年,因翻译美国连环画《大力水手》时,将英文“Fellow”(伙伴们)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像极了蒋介石的语气,柏杨由此被台湾当局调查打压。正式被逮捕系狱的日子便是3月7日,后来作家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生日。

出狱后的柏杨专事写作,其中自1983年开始,开始着手译写《柏杨版资治通鉴》,以“整体规划,分期出版”的方式发行,至1993年72册全部完成。这番“披阅十载”的事功,不难令人联想到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名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柏杨生前录制的视频里,作家一口乡音自道白话文翻译《资治通鉴》的初衷,“这么一部有价值的书,读者看不懂,就像一条河流过不去。”在他看来翻译之功,“在于在原文和读者之间搭建桥梁,不让历史成为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在《柏杨版资治通鉴》出版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特别邀请各方嘉宾,举办一系列网络直播活动,希望从多个方面给读者介绍柏杨先生的生平和文化成就。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凯就《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出版,与司马光、柏杨进行一次“跨越千年、百年和当代的对话”,则意在以史为鉴,讲述读历史对当代人的启示和作用。

一部《资治通鉴》,煌煌三百万言。李凯在专题讲座中认为读古书需要踏下心来,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司马光同时代有一个人叫王益柔,司马光亲自说,我只见过他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其他人拿到这部书恹恹欲睡,看不下去。这个话可是司马光自己讲的。”在他看来如何让《资治通鉴》在当下的时代发挥作用,那肯定得出白话版。“今天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柏杨先生的白话文本,我们实际上体察感悟的是历史中的人和事。往事越千年,但有句谚语叫做‘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并不遥远。”近日,李凯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

司马光幼年便对《左传》很感兴趣。后者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能否从各自的时代观念统摄与影响上,比较下《左传》和《资治通鉴》间的同异?

《左传》给司马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司马光年少时能够背诵《左传》。中国古人不缺背功,但背《左传》不容易。这部书称之为大经,部头太大,十八万字,而且许多字句情节是很难懂的,复杂的地名、人名足以把读者搞晕,但是7岁的小孩司马光不仅能够背,而且还能够讲解。这样的功底为日后编纂《通鉴》带来标杆。

《左传》和《通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形,一是神。在形上,两书都是编年体,能够按照时序反映历史更迭轨迹,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左传》有“君子曰”而《通鉴》有“臣光曰”,并且两书的年代基本顺承。《左传》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叙述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也交代了晋国知伯贪婪被杀之事,也就是截止到三家分晋。《通鉴》之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的局面被周王认可,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五代终结。《左传》和《通鉴》之间有半个世纪的空档,也很好理解。因为“秦火(焚书坑儒)”等原因,人们对战国初期的一百年历史,尤其是前453年到403年历史知之甚少。就此而言,《左传》和《通鉴》应是一脉相承的。

在神上,两书的契合之处就更大。宋儒法古崇圣,按钱穆先生的话就是“明儒道以尊孔,拨乱世以返正”。宋史中很多情节,是再现儒家典籍。司马光的法古崇圣的情结很重,他把儒家政治理论当作治国理政的依据,甚至代圣人立言,仿照《周易》写《潜虚》(此前扬雄仿照《周易》写太玄),仿照《左传》写《通鉴》,其儒学教诲作用非常明确。众所周知《左传》是诠释《春秋经》的最佳文本,如桓谭《新论》所说:“《左氏传》之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而司马迁也《太史公自序》也称述“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只有通过详实准确的历史叙述,才能把“拨乱世,反诸正”的政治伦理落到实处。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说该书“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其目的是通过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经验教训的描述警示后人。我们在这些内容中能理解司马光仿效前圣之处,也能看到他借助儒家典籍精神为后世立法作则的良苦用心。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党政失败,在野期间悉心编纂的,所谓“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司马光的政治主张,过往一般都被简单概括成“保守派”一路,如何全面深入地看待他的主张?

我们知道司马光一度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不少人说他是保守派甚至反动派,但如果从宋代制度文化的深层次因素思考,司马光的态度就很能理解。宋太宗的诏书中明确了宋王朝制度建设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态度(亦可称作“事为之制,曲为之防”,见《汉书?礼乐志》),这是说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扬防微杜渐、权衡利弊的精神。比如宋初加强集权,纠正了唐五代以来权臣干将执国命的乱局,但也造成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并不是宋代君臣没有考虑边患的问题,而是他们认为朝廷完全可以通过怀柔政策换取和平,权臣干将作乱才是心腹之患,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宋人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1578页)。

其实宋代君臣把历代典章制度琢磨得很透,三代秦汉以来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把各种政策都尝试过了,就像我们在阅读药品说明书一样既懂得其适用性又深谙其毒副作用,进而对每一种策略都如履薄冰。与其尝试危险性把握不定的新招数,还不如将就现存政策或者对它小修小补。所以王安石变法受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范镇等人的抨击就是情理之中,他们谙熟古代历史甚至就是历史学家。史家的经验告诉他们,王安石推行的这一套古已有之,并且存在剧烈的问题;从而想从历史中找到“常”,也就是规律性认识,抓住它就能防范祸乱、端正人心、纲举目张。

对于“政敌”的攻讦与揭露,在《资治通鉴》,特别是“臣光曰”里都有哪些反映?可否举例。

《通鉴》全书一共一百一十多篇“臣光曰”。“臣”说明叙述对象是宋代皇帝。司马光说“每开经筵,常令进读”,《通鉴》是大臣讲给皇帝听的(此做法在历朝历代都有),这就意味着司马光的历史叙述针对治国理政经验,尤其是针对时政阐发观点。司马光为皇帝讲史,讲的就是“常”。天理、人伦、圣言、事故诸多经得住历史推敲的规律;核心问题是如何落实儒家伦常,拨乱世,反诸正。

最代表性的就是《通鉴》第一篇“臣光曰”。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后,司马光洋洋洒洒,大谈“礼”纲纪人伦的作用,呈现出一篇漂亮的政论文。他尤其批评周天子自坏纲纪,引发一系列恶果:“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这样的思路今天人会说迂腐,但是他是说给宋神宗的,神宗皇帝毕竟不是羸弱的周威烈王,而是要有所作为的壮年天子。如果头脑糊涂做出自毁长城、自掘坟墓的事,岂不追悔莫及?

再如玄武门之变后,司马光说: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然而高祖之有天下出于李世民之功;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居李世民之上,必不能相容。如果高祖有周文王之明,李建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泰伯让位于弟季历,子臧将君位让人而离国),变乱焉从来?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得位,都是效法太宗故事啊。这里司马光强调以礼让为国,我们也能看到其针对性:宋太宗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兄长宋太祖的君位,就引发过朝野震动。如果君臣人人都谨言慎行守规矩,社会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就不会有大祸乱,这种苦口婆心对于涉世不深的宋天子来说应不是虚妄之词。

又如唐玄宗之时日食不验,司马光认为是太史工作的失误;而君臣为此而相互庆贺则是诬天。“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他批评姚崇作为宰相不实事求是,反而阿谀逢迎;唐玄宗也坦然接受,明眼人就能看出这是借古喻今。有人把王安石比作孔子,把他的副手吕惠卿比作颜回,神宗皇帝也认为吕惠卿是“美材”。司马光一针见血对皇帝指出,吕惠卿心术不正,江充和李训这一类人如果没有才能,如何能打动人主?宋神宗默然不语;他还给王安石写信,说吕惠卿是阿谀之人,居下位要逢迎上司,但日后他必定将出卖您。王安石不悦,但后来吕惠卿果然背叛王安石。要之,如果我们把司马光当成以历史教化人心的老师,把宋天子当成渴求历史经验的学生,似乎对司马光的苛责会少一些。

《资治通鉴》里凡是提到历史上的政治改革,一般评价都不高。比如开篇“秦灭六国”提到商君变法,却没有提到成效。那么,柏杨在自己的“柏杨曰”中,对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的变法基本是何态度?

柏杨先生的按语“柏杨曰”,是他针对《通鉴》具体问题的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出《柏杨曰》单行本)。他是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价值观,以及他个人的经验来解读历史的,而现代人基本肯定王安石变法的价值,柏杨亦然(《中国人史纲》中他称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柏杨是作家写史,重的是“人”(他的《中国人史纲》是以“人”为中心,主张平民著史,“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柏杨曰”关注的是历史环境下人何所为何所不为,所以改革是如何推进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发展这样扭转乾坤的话,在“柏杨曰”里基本看不到。柏杨版白话《通鉴》对“臣光曰”的批评很多,但不直接说王安石。他认为司马光站在儒家地主立场上,反对法家的世功,迂腐保守。柏杨为忠心耿耿的吴起不容于世而悲,为魏国逼走吴起、逼反孙膑、驱逐范雎张仪感到可惜,为范雎被司马光责备离间秦昭王母子甥舅而鸣不平。这些议论是在具体的环境中有感而发,基本上对事不对人。

“柏杨曰”中有不少直接指出司马光的局限甚至伪善,比如“司马光(评范雎)语无伦次”,“司马光诬陷韩非”不一而足,是否可以认为柏杨对“臣光曰”总体评价不高?

柏杨的确对司马光有很大微词。他主张为平民说话,而司马光站在儒家士大夫立场上说话,甚至吹毛求疵,两者不对路子。我们知道,儒家的立场是道德理性,但在社会上发生作用的还有历史理性。两者合拍自然是好(比如在赵孝成王面前言兵,临武君说战术,荀子说仁义,“柏杨曰”评论,一是军事一是政略,为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不矛盾),但很多场合是背离的(比如玄武门之变中的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没有文王之明,泰伯之贤和子臧之节)。我们明确,柏杨是当代作家说史,司马光是古代史家教育帝王,其言论的初衷就都能理解了。

《资治通鉴》问世后,南宋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明朝王夫之《读通鉴论》是举世公认的两部相关辅读、研究的权威著述。柏杨对王夫之、胡三省们的评价为“终其一生全副精力集中在狭隘的民群和儒家主流利益之上……小民疾苦隔绝在他们认知之外”,

柏杨先生主张要为平民说话,是以批评胡三省王夫之的儒家士大夫(“臣”)立场不足为怪。我们也要认识到,固然天下苍生书写历史,但历史变革是帝王臣僚推动的,编户齐民只是历史变革的受众;儒家士大夫代表社会精英,上致君下泽民,对全社会的利益能形成不少成熟的思考(比如司马光批判王安石新法伤民害民,就看到了天下苍生的痛苦)。所以这样的视角也是必要的;学者们书写历史,一定会从范雎思考范雎,从刘邦思考刘邦,因为历史大事件就发生在他们身上。柏杨先生也是如此。

司马光在叙述过往帝王之时,不管是收录刘邦近巫的身世还是认为帝王对公务员的任免、升降“不可言传,不可记载”,基本上是处处维护封建帝王的形象,独独他写到了汉武帝晚期的“轮台诏”,怎么看司马光对汉武帝的形象构架,柏杨又怎么看?

近年来,北大辛德勇先生《制造汉武帝》等文字质疑轮台罪己诏的真实,引发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讨论得非常热烈,说明现有资料还不足以揭开这一问题的谜底。“柏杨曰”中对司马迁事件、巫蛊与戾太子之死、李广利投降匈奴等史事都予以了评析,却没专门对轮台罪己诏进行阐发。但他承认从人权立场看刘彻是不折不扣的暴君,而拒绝轮台继续屯田,有能力刹车,使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得以永垂万世。这说明柏杨也认为轮台诏是个历史转折点。

“不可言传,不可记载”已然伤害了信史的品质,但柏杨还愿意以《资治通鉴》为蓝本译白话版,并加注个人评说,他为何要以此为抓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当代史也罢,思想史也罢,它强调今人对古代典籍文本有诠释的空间。一般民众读《通鉴》,和柏杨先生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即抓住“人”。历史不能见事不见人。如果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还能清晰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中国历史年代表,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您也成历史老师了。只有生动、具体、有过程的信息才是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空说半天理论,还不如我讲一个具体的事,用生动的情节去打动人。司马光就是如此,柏杨先生也看到这一点,抓住了人,今天能从历史情境之中恢复当事人的所思所想,这样增加我们的人生经验,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1954年成立古籍出版社的地位,第一个上马的便是“国家项目”——点校《资治通鉴》。据说这项工作也是毛泽东亲自倡议和交办的。能否介绍下1949年后,大陆关于《资治通鉴》的出版情况?

如今《通鉴》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称“通鉴学”。抗战期间张煦侯先生写成《通鉴学》一书,介绍《通鉴》之编纂、史源、史学、书法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经典,近年又有翻版;新中国成立以后通鉴学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感兴趣的朋友可搜索相关论著。中华书局《资治通鉴》二十卷本,包含元人胡三省的注释,繁体竖排标点,初版于1956年,经久不衰,是目前最佳的一个版本。另外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也推出《资治通鉴》简体横排十二卷本,亦含胡注;中华书局《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中的《资治通鉴》简体横排四卷本,删掉胡注。除柏杨版外,白话《资治通鉴》版本众多,亦可参考。

曾国藩有道“百战归来再读书”。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内地高校院系调整,原先政治系多变成了公关管理学院,专门针对官员研修的MPA,《资治通鉴》是绕不开的“教辅读物”。大学里,历史系的人怎么看政治系的人研修《资治通鉴》?

非历史专业的人读《通鉴》自然是好事。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资治通鉴》是“皇帝教科书”,不仅皇帝大臣能读,一般读者也应该读,尤其是对社会人生懵懂无知的人。如果领导迷茫,不懂社会规律乱来,会给他的单位带来大麻烦;了解古人的经验,会少走些弯路。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掌握历史经验,是大好事。何兹全先生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曾说,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史问题,需要读中国书,掌握中国社会史料。何先生说的很合理,也许从政治理论上讲的通的东西,会在历史情境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终推行不下去。比如王安石的青苗法初衷是好的,但是不问青红皂白推行青苗法,急于求成还用人不当,酷吏巧取豪夺、伤民害民,明明农民苦不堪言,凭空又多了紧箍咒。类似一刀切的做法,似乎并不只是古代的事情。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它们,有现实价值。

这些年来,民间读《资治通鉴》也蔚然成风,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仅仅是对碎片化阅读时代的一种反抗吗?

如今的历史学研究工作的确是碎片化的,但是历史教育除了碎片化之外,还应该发挥体系化的教育功能。不仅某个历史场景能够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整部中国古代历史更能启迪人们的思考:治国理政的法子,如果秦走不通,汉行不行?内圣外王的理想,孔孟没机会实现,汉唐宋可不可以?我们会发现古代很多现象,都是今天问题的翻版;当下不少瓶颈能在历史中找到思考方向。所以潜下心来,花长时期啃《通鉴》是值得的,即便走马观花也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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